新疆一检察院检察长酒后驾车 造成一死一伤/图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08-22

肇事警车正在被拖离现场

被肇事警车撞坏的一辆自行车

【星岛网讯】新疆农八师分院检察院检察长史红旗8月20日晚涉嫌酒后驾车，将一对散步的中年夫妇撞倒。事故造成妻子陈翠娥当场死亡，丈夫史双印受重伤。

　　《新京报》报道，据目击者说，事件20日晚10时40分左右发生在石河子市西环路附近。当时，肇事者开一辆喷涂“检察”标志三菱越野警车，在离开该餐厅停车场时，因喝醉酒，撞上一辆正常停放的车辆。

　　这辆警车之后失控，在餐厅门前的西环路上横冲直撞，最后冲上西侧的人行道，撞上一对正在人行道上散步的中年夫妇，丈夫史双应被撞得飞出数米远，妻子陈翠娥被车轮碾过，送到医院后证实死亡。

　　交警部门接到报警后，对进行现场勘查，并对肇事者新疆农八师分院检察院检察长史红旗和现场目击者展开调查。经查，史红旗酒后驾车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史红旗肇事后一度想逃离现场，最后被市民堵住。

（资料图片：国际粮食价格走势）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并没有减少国内外的价差，中国仍然是粮食的全球价格洼地，跨国公司也开始抢食这块处女地，料将给中国粮食市场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据悉中国有些不法商人甚至铤而走险走私粮食，对国内粮价上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经济参考报》报道，湖南一些专家最近提出，应对国内外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国家应及早入手，构筑粮食市场的“防火墙”。

　　曾有过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湖南省农业厅厅长程海波认为，目前国际四大粮商垄断着世界大约80%的粮食交易份额。他们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染指中国的粮食市场。早前中储粮高层就透露：四大粮商均在与中储粮接洽，商谈合作事宜。不仅如此，已有信息显示，由于国内外粮食价格存在巨大落差，广州、深圳、昆明、南宁等地海关均查获有粮食走私出口案件。

　　程海波认为，面对开放的粮食市场，首先应加强粮食生产和储备能力的建设，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近年来，尽管中国粮食连续丰产，但国内出现的耕地面积逐步减少、部分地区行政官员农业意识特别是粮食意识淡薄等倾向令人担忧。由于认识不到位，许多地方在粮食稳产丰产的同时，国有流通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些基层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大量倒闭破产。而这些企业，大多是耗费了几代人心血才建成的收储网点，面对国际粮食大鳄，这些网点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外资轻松控制。

　　还有专家认为，应设立粮食市场“防火墙”应上下联动，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必须保持高度清醒。建议扶持一大批上规模的食品工业企业，组建各种食品行业协会、联盟或合作组织，形成不同食品企业的食品产业集团，构建面向全球的粮食市场竞争体系。而且在出口机制上要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进出口战略机制；密切注意粮食市场的变化趋势，构建全球粮食市场监测预警体系。

　　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文胜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他举例说明，如中国的大豆，到现在不仅市场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就连国内的大豆加工企业也几乎被外资所控制，有资料表明在中国的大豆加工企业中，外资和具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已经占到了80%以上。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中的油已基本上被外国资本把住了命脉，甚或吃点豆腐都得看外国人的脸色了。

　　倘若外商真的将中国的粮食运往国外卖高价钱，中国人出钱也难买到粮食吃。中国人靠自己种的粮食来养活自己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一旦外商掌控了粮食定价权，反倒使中国陷入“请客容易送客难”的困境。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08-21

　　虽然现在还无从得知美国艾格菲等大量进入生猪养殖领域的外资是否有资本支撑，但他们近来的一系列投资行为已经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甚至有人大胆指出，为防“失控”，高层随时会出干预措施，阻击有关行为。

　　《每日经济新闻》从权威渠道获悉，关于外资在福建投资养猪企业一事，有关部门已经召集多次会议；福州市贸发局党组副书记曾志清表示，正在加强调研此类行为，不排除出台相关的应对措施。浙江省农业厅畜牧管理局有关人员也称，近期会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如何应对外资进入浙江生猪养殖领域。

　　种种迹象表明，决策部门正在关注外资进入农业基础产业链后潜在的风险。

对策一：减少相应补贴

　　外资对猪肉主产区的收购还是星星之火，行业人士对于其形成垄断普遍不认可。但由于生猪养殖及消费的区域性，足以使局部地区获得价格上的控制力或影响力。

　　据悉，福建的生猪主要供应广东、浙江市场，江苏的生猪则供应华东区域，河南则外调北方区域。换而言之，只要控制了部分主产区的猪肉供应，就可以辐射到更大范围的供应。此外，现下全国的猪肉价格都是由供求市场决定，监管力度相对较小，这也为外资掌握“定价权”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外资进入生猪养殖领域时间尚短，没有具体的数据求证其销售渠道。但业内认为，他们首先控制了饲料渠道，减少了养殖成本，利润比一般的养殖户高出许多，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世界市场价格差异，将生猪出口到国外，用贸易利润来保证企业生产利润。

　　据了解，百世腾在福建接手的养猪企业，大多是当地的直控基地， 直控基地一般受政府包括资金方面的扶持。根据福州市贸发局与各直控基地签订的协议，市直控副食品（生猪）基地在生猪收购价随行就市的前提下，要100%供应福州市场。

　　“现在很多养猪企业都是依靠政府的补贴过日。”福州市养猪行业协会会长郑谋铨说。但曾志清也表示，如果部分直控基地因为被收购而发生变化，无法再“优先保供”的话，则会从直控基地名单中剔除，自然也就无法享受到直控基地的各种优惠待遇。这就意味着，国际资本是否能完全享受到本土企业一样的待遇就不得而知了。

对策二：严格控制征地

　　以百世腾投资的马尾凤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例，百世腾拥有其所有生猪的经营权，以每年45万元的价格向该公司原拥有人朱祖忠租赁猪场，协议期为15年，这显然减少了猪场等设备投入，无疑降低了风险。

　　更少的成本，更短的操作时间，更恰当的时机，或许是外资隐蔽操作的潜在目的。

　　对于外资进入生猪养殖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玉满表示，外资的介入，预计主要在高端猪养殖和屠宰，这也填补了目前国内缺口，有助于形成现代养殖和产业化的规范。

　　有知情人士表示，艾格菲等外资大规模进入养殖领域，无非是等发展到一定形态后包装上市，国际资本控制农业产业链，并不一定是在国内赚钱，很有可能是通过对产业链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海外获得相应的收益，如原材料的收益、出口产品的收益等。

　　“养猪不光造成污染还不能给国家带来财政收入，在猪场用地的审批上，政府愈加谨慎。”福清市渔溪屿兴禽畜场场长庄金椿透露，现下大量退出的小型养殖户都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土地建猪场。

　　郑谋铨表示：“用地是控制在政府手里，随时可以对大规模扩张行为叫停。”www.stnn.cc

来源： 美国《纽约时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作为世界上人口老化最迅速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日本如今面临严重的劳工短缺。日本没有放开移民，但通过各种漏洞（包括雇用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作为兼职人手和临时工）允许外国工人进入。

　　但这种供应路径并不正规，一些企业继续争夺可靠的劳动力，而且外国人容易受到虐待。预计在未来数十年，日本人口会急剧下降，如果不能够获得稳定的劳动力，这个国家长期的经济竞争力就会受损。

　　日本的外国劳动力从1996年的不足70万人增长到2006年的过百万人。但专家表示仍然需要大幅度增加外国劳动力以补足日本预期的人口下降。

　　在种植生菜的Kawakami，五年前农民们在种植和收割的时节还可以依靠日本大学生或兼职工人。但后来就没有什么人来工作了，有人发现工作太艰苦，逗留了几天就离去。

　　72岁的Noriko Yui表示，有些人晚上还在，早晨的时候就不见人了，而中国人就很坚持。

　　她的两名中国工人24岁的李树德（音译，Li Shude）和25岁的姜成（音译，Jiang Cheng）分享Yui屋后一个小小的房间。

　　和这里的其他中国工人一样，他们来自中国东北的吉林省，他们每月获得775美元的酬金，七个月就有5425美元。但这里大多数中国人都表示大约一半的钱（即大约2700美元）要付给安排他们到这里来工作的中介。

　　姜成在国内种植玉米和白菜，他表示会用部分收入买猪买鸡。“我喜欢这里的环境，空气清新，而且也不会想家，因为这里有很多中国人。”

　　这里的中国工人在技术上被视为外国练习生，不算在日本的外国工人之列。与其他同类型的练习生相比，他们的处境还不错。

　　外国练习生（foreign trainee）制度在九十年代中期建立，理论上是向年轻的外国人传授技术知识，然后让他们在国内应用知识。经过一年的培训，那些外国人就获准在他们的知识领域工作两年多。但事实上，外国练习生已经变成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第一年，他们的酬劳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而且人们也不强调向他们传授技能。倡导外国工人权利的活动家报告很多地方有虐待工人、拖欠工资以及限制工人流动的情况。

　　和这里的中国人一样，多数农业方面的外国练习生不到一年就会离开，因为在农忙季节过后就没有什么工作了。

　　中国工人表示他们来日本主要是为了赚钱，但有人希望他们可以逗留久一点，以便学到更多关于农业和这个国家的知识。

　　虽然这里的日本人越来越依赖这些中国工人，但大量的中国工人令他们感到不安。有人含糊地提及担心有犯罪事件，但他们也承认犯罪率并没有上升。受访的日本人都不欢迎让往这里或日本的其他地方移民的想法。

　　28岁农民Toshimitsu Ide还没有雇用过中国工人，他表示：“我感到奇怪的压抑感。他们似乎很难接近。”

　　可能因为日本人的不安，中国工人甚至在到来以前就受到显然旨在限制他们的行动的指示。他们被告知要在晚上8点前回家，除非是为了工作，否则不要骑自行车。有人甚至表示他们接到指示，不要和年轻的日本妇女聊天。

　　然而，对于几年前还不会看到一个外国人的Kawakami，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57岁的Toshimitsu Yui表示：“虽然我身在日本，但我感到这里不再是日本了。”（原标题：随着劳动力老化，日本既需要中国劳工，又害怕中国劳工；作者：NORIMITSU ONISHI）

　　奥运农民工的工资最高的可以拿5000元，工资平均约2500元。参与奥运建设期间有关方面专门建成一个6600平方米的农民工服务区，服务区内图书阅览室、农民工夜校、小型超市、IP电话厅、网络服务室、食堂、电影放映场等应有尽有。

　　此外，为保证施工安全，有关部门按照1∶10的比例，选聘了近4000名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农民工担任建筑安全监督员。（8月10日《东方早报》）

　　农民工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奥运标准”从农民工的经济权益、文化教育权益、身心健康权益三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标杆。

　　奥运农民工是幸运的。之所以说他们幸运，因为与他们相比，跟他们同属一个阶层的其他领域的农民工,恰恰在这些方面遭遇着并不太好的环境。近些年，有关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表现，也恰恰就是这四个方面：

　　经济权益受侵害——大多数农民工经济地位低微，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同工不同酬”的差异普遍存在；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屡屡发生；农民工的社会劳动保险权益常常被忽视。文化教育权缺失——农民工在教育培训上跟市民没有同等机会，很多农民工在企业培训里当学徒常常是“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状态。身心健康权遭受侵害——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肆意谩骂，殴打农民工；自尊和人格得不到尊重。政治权益难以实现—一方面流动迁徙权受到制度制约，另一方面即便在城市勉强栖息下来，也是城市社会中的“沉默阶层”。

　　近年来，有关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政府从现象到成因，再到对策，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如何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农民工权益应该保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和标准，各地仍旧不统一。现在，奥运农民工的待遇标准，无疑为农民工权益保护提供了一个标杆。

　　中国有1.2亿农民工，目前，还在以每年以500万的速度增长。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最庞大的产业工人，如何确保他们的权益，农民工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工薪待遇？农民工的“奥运标准”就是一个标杆。(作者：王攀)

潘金莲与日本人的关系

当年，武松斗杀西门庆后，潘金莲知道大祸临头，慌忙跑出来逃命，她想啊，这事全是西门庆给惹的，西门不吉利，往东门逃。最后发现没路了只得漂洋过海，在一个小岛上存身。肚子里的孩子出世了，几年过后，孩子长得又矬又矮，她知道这是武大郎的，可给孩子起个啥名儿呢？叫太郎吧。你不信？日本人有叫太郎、一郎的，从来没有叫大郎的，就因为武大郎是他们的祖宗。日本人的身材就是武大郎的遗传基因造成的。母子二人在岛上生活。那浪蹄子忍不住寂寞，打起儿子的主意，终于，母子俩成了好事，附近鱼船上的人们纷纷指责，那浪蹄子大骂：“俺儿子日的是本人，自产自销，管你们啥事 ”，于是到后来，大家伙儿就叫他们“日本人”了。孩子越养越多，太郎想，我何不成立一个国家，过一把当皇上的瘾。国家要有国旗，潘金莲一听，说道：“你爹是卖炊饼的， 就在被单上画个炊饼算了”，于是，国旗有了。为了老武家能交好运，又特地在旗子上写了四个大字：“武运长久”  

日本在战国时代就是乱性的.因为好战,人口急缺,日本男人被批准在任意地方任意时间,想上谁就上谁,女人生下来的孩子也不知道父亲姓啥,所以从那以后,日本人的姓名开始乱,全名由生下来的地点为姓,比如小泉,原野,井上...等都是姓,渐渐的成了习惯,女人为了方便,出门还带床被子...

       广东省公安厅日前透露，农民工在同一市、县连续暂住七年以上，可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常住户口。

　　《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政协委员杨向东提出，广东省拥有近两千万农民工，他们为广东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杨向东建议，尽可能放宽农民工入户规定。

　　广东省公安厅表示，根据《广东省流动人员管理条例》，流动人员在同一市、县暂住五年以上，有合法就业或经营证明、计划生育证明的，其子女入托、入学等享受与常住人口同等待遇；连续暂住七年以上、有固定住所、合法就业或经营证明、计划生育证明、无违法犯罪记录的，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常住户口。

　　广东省公安厅介绍，广州市对具有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普通高中以上学历并有技师和高级职业资格、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技能型人都给予落户。

　　同是还透露，广东拟出台新规对优秀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原则、准入条件和相关政策等将作出明确规定。

刘嘉玲终于成了梁太太

作者：流浪的李俊   出自：李俊继续在流浪

李俊

   经过近20年爱情长跑，梁朝伟刘嘉玲终于在遥远的不丹婚了。从当年的一对金童玉女，到今天人到中年的明日黄花，而这个过程中，两位分分合合，双方都闹过无数绯闻的“巨星”，但是还是拍拍身上的灰尘，踏上了圣洁的红地毯。

   梁刘恋爱近20年才走进婚姻殿堂，这让感慨万千。不管怎么说，这总算是决定给彼此一个永远的承诺。经历各种的分分合合，他们最终能够走在一起。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尽管有一种浓浓的破镜重圆的味道。

   作为明星，每一个举动都会引起公众的关注。结婚之事，其实就是男女那套事，但是一旦发生在明星身上，尤其是在梁朝伟和刘嘉铃身上，就有无数眼睛盯着这里。媒体炒作，众人看热闹，从而就提升非一般的层次。

    如今，刘嘉玲终于成了梁太太。我想这是公众期待的结果，毕竟他们认为，爱情长跑之后，应该回归到婚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生分分合合都是在他们得到折射。或许，道路始终那么曲折的，坚持走过去，必然迎来美好的明天。这些简单哲理，谁都会明白，然而却很少人能够坚持这么久。人生有几个“二十年”？想到这里，我的感触很深。

    此时结婚，当是水到渠成。我同意这种看法，其实更重要是对他们婚姻的祝福。选择执子之手、与之偕老，这是古老的爱情方式。恭喜，刘嘉玲终于成了梁太太。

　　面对连连攀升的物价，百姓“涨”工资呼声渐强。眼下工资该不该涨？工资应该与物价联动吗？企业工资变动由谁来决定？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公众心中的疑团就难以消除。

　　工资不宜直接硬性挂钩CPI

　　 一般来说，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以法规的形式将收入和价格指数联系起来，随价格上涨上调货币收入，这种物价与收入的联动也被称为“收入指数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表示：“居民收入的不贬值，应该由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解决。政府如果实行收入政策，那就是在向企业转嫁它本来应当承担的问题。通胀的时候使用收入政策是一个最糟糕的政策，无助于整个宏观经济以及通货膨胀的解决。”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表示：“政府在调控工资时，肯定要考虑物价因素，但不宜直接硬性挂钩CPI。”与CPI直接挂钩硬性推动工资上涨，这近似于强制性地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会进一步传导至商品及服务的价格，造成职工名义工资普遍增长、物价上涨更多，并导致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老百姓普遍认为，当工资涨幅落后于物价涨幅时，政府就应当采取措施，使工资与CPI挂钩，那政府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应当对工资进行干预？周业安表示，中国大量的财政支出都用在基础建设和公务员的行政管理费上，社会保障的支出是严重不足，政府应当调整这种结构。

　　 苏海南也表示，受物价上涨影响较大的低工资群体的工资会得到增加。通常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给予低收入者直接的物价补贴、社保补贴等。去年全国27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平均达到15%，许多地方同时调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地方政府实施物价工资联动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韩正市长提出，根据目前物价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较快的实际情况，将实行联动调整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普通工薪阶层的最低生活标准，保护实际劳动报酬不受价格上涨的侵蚀。

　　 周业安认为，地方政府实施物价工资联动很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职工的工资大幅度增长，意味着企业人力成本的普遍上升，“现在很多企业资金紧张，很多不可控的资本已经上升。人工方面本来是可控的，但如果人力成本也大幅上涨的话，很多私营企业可能会大量地倒闭。”同时，周边地区若未同步实施类似调整，商务成本的相对上升将削弱城市的竞争力。比较而言，通过增发临时补贴等社保措施，反而是保障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的明智之举。

　　企业职工工资应由企业和职工协商决定

　　 “目前，的确有少数企业是效益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的，但是，在很多行业里的情况是工资增长快于企业效益的增长。现在私企面临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如果再强制执行收入政策的话，不但不可能解决通胀，而且有可能伤害到增长。”周业安分析说。职工涨工资应该通过协商来谈判，而不是靠立法去强制，强制执行增加工资等于是干预了企业正常的工资决定。企业和职工的谈判是一个劳动合同谈判，不仅仅是工资的问题，还有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国家可以决定工资，但不可以决定生产率，要求企业增加工资，职工的积极性未必增强。“因此，由企业和职工来决定，比国家统一决定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邱小平司长也表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工资表现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企业依法拥有分配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的工资管理表现为宏观、间接的调控。”

　　 健全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会同发改委、国资委等组成了“健全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课题研究小组，就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进行了专题调研。

　　 据介绍，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建立以劳资双方平等协商为基础的职工工资共决机制，工资集体协商即其中主要方面。今后，政府将通过经济、法律、信息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职工工资共决机制的形成，使职工敢谈、会谈，企业愿谈，最终谈得拢。

　　 苏海南表示，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是指企业职工工资随经济效益提高并与其他有关因素变化而相应协调、合理、持续增长的制度化的运行方式。既包括工资总额、平均工资的合理增长，尤其是生产一线职工和农民工、劳务派遣工等人员平均工资的合理增长，还包括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职工工资实际购买力的提高。

　　 “正常增长，是指通过制度安排和设计，职工工资保持一种长期的、常规的、动态的、持续的增长趋势。这不等于集体涨工资，也不是说劳动者的工资只能涨不能落。”苏海南表示，如果企业效益快速上涨但职工工资没有跟上，这是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应当纠正的，但即便如此，不同的劳动者之间也应当根据能力、贡献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效率和公平都要兼顾。

　　 周业安表示，目前工资增长机制是不平衡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涨得很厉害，公务员工资也稳步增长，但大部分的城市就业群体的工资上涨相对比较缓慢。政府在宏观管理上要做好工资指导，促进低收入职工工资提高，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受影响，同时，对国企应规范人工成本预算管理，防止垄断企业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理顺其内部工资分配关系。 （来源：经济参考报）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22日表示，林权证全国统一，各地农民可以用林权证像房产证一样进行抵押和贷款。

　　新华网消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新闻发布会22日下午举行，贾治邦说，耕地的承包和林地的承包本质一样，它们都是坚持中国现阶段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但是，林地和耕地承包有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林地承包期限长，70年。承包到期之后还可以继续承包。第二个最不同的地方，林地承包的时候，上面有林木。耕地承包，因为庄稼生长期短，一年收一次，或者是几个月收一次。林地上的林木的生长期，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贾治邦说，农民在承包的时候，林地上的林木是随着林地承包走的，所以明确规定，必须把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和林地的所有权落实到位，正因为这样，林权证发的是全国统一的证件，各地可以用林权证，像房产证一样可以抵押和贷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董克用教授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农村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农村缺乏社会保险所要求的稳定的收入来源，我国现行农村养老体制已明显力不从心。他建议，我国农村可试行普惠制养老金制度，由国家每年给65岁以上的老人一定的现金补助，用以保证其基本温饱和医疗需求。

　　这样的说法此前也有人提出来过，似乎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可能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事情太多，面子上的事情紧着应付也有些不下来，还接连出现预算外的天灾。天灾出现了，举国震动，高层更是表示国家不会不管，直到好久以后，才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社会上更是出现了五花八门的逼捐、索捐的声浪，农民的养老金问题？暂时还顾不上。

　　顾不上的问题不等于不存在。我们的国家亏欠农民、农村、农业的事情由来已久，因为这种亏欠造成的国家二元对立、城乡之间严重的不平衡，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看看这次四川地震农村孩子的校舍，看看那些苍老的脸，你就可以明白，在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之间的大山里，其实是藏着另外一个我们所不熟悉、或者忽视了的中国。

　　我们亏欠农民的太多了。董克用教授在提出在农村实行普惠制养老金制度的同时，也给我们勾勒了中国农民的历史贡献，尽管这样的贡献不免常常被人忘却。他指出，“建国后，为早日实现工业化，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上取得了5803亿元财政收入，以税收方式取得1044亿元，二者合计高达6847 亿元。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是当年这一制度下的付出者，他们最有权利享受国家的‘反哺’。”

　　凌志军在其《1978，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这样写道：到了1977年，中国农村下层百姓中，至少有两亿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区，在地域上横跨中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饥民的队伍庞大无比，以至需要城市和乡村的官员和警察们一起动手，强迫他们返乡。那个时候，我记忆中最清晰的东西，便是父母半夜里塞进我被窝的一只烤土豆。

　　饥饿的感觉伴随了整个青春期，这样的回忆有时候不免让人丧气。直到1986年，已经读到高中的时候，饥饿依然让人不敢有丝毫懈怠。那一天，我们到山里游玩，早晨五点多，同游的家伙就闹腾着起来了，一个劲絮叨着他小时侯吃不饱的记忆，“家里把孩子们都轰出去，到野地里烧麻雀、烧土豆吃。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都在坝上的原野里晃悠。”

　　那家伙老家在河北最北边的高原上，当地俗称坝上。饥饿的人们当时并不晓得，农村的这种悲惨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家的汲取。他们往往从天灾，以及自身命运的不幸上找寻原因。那个时候，他们不晓得，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养老金的东西，坐着就能拿钱？他们更不晓得，同在一个国家的天空下，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享用这个国家的福利。

　　董克用教授用到了“反哺”这个语词，尽管现在享用“反哺”者并不是最应该享用者，反而是那些已经占有了大量国有资源的国企管理层，反而是那些身在体制内衣食无忧的官员阶层和他们的子女，反而是化国有为私有的所谓新兴阶层，但毕竟有人开始破题。套用凌志军的话语，这么多年过来了，时间已经到了2008年了，历史不应该再徘徊了，国家应该为那些孱弱的老农、老圃还债了。(作者：胡印斌)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董宏达：村主任如何圈起三千平米别墅

　　村民推选的盼望为他们谋福利的村干部是怎么富起来的？所说的老板型的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帮富、带富的作用能有多大？起码从方田新建气派“豪宅”的一系列情节上，让人对上述问题不能不深思。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再穷不能穷干部啊！因为他们是致富的带头人！！！